M6米乐·网页版40年历史的两端，义乌从一个浙江中部曾经的贫困县，一跃而成中国改革的“模范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经典的区域成功样本。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蚂蚁雄兵，义乌催生了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太多传奇：连续31年位列中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外贸进出口额突破3800亿元的“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服务全国217万家中小微企业，直接、间接创造就业岗位近1500万个。

　　习总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义乌发展的经验十分丰富，既有独到的方面，也有许多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方面。”义乌市场40年，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怎样才能咬定青山，将改革进行到底，在每一个跨越成长的关键当口把准趋势，行稳致远，让改革与发展基业长青？

　　——怎样厘清经济与社会、财富与精神、中国与世界在高速前行中的辩证关系和内在逻辑，进而实现可持续的百业兴旺、和谐共生？

　　看义乌，知中国。义乌市场创建40年之际，澎湃新闻（）深入义乌调研踏访，采写了一组三篇系列报道。

　　11月24日，2022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揭幕。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日用消费品大型展会，始于1995年的义博会已经举办第28届。那一年，作为新华社农村记者的我沿着颠簸的国道，驱车来到仍处处显露浓重乡村气息的义乌，采访了第一届义博会。我记得，那应该是一个万物生长的5月。

　　而义博会背后，降生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今年已经40岁，这个被联合国、世界银行赞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历史时空相伴相随。

　　1980年代始，中国改革开放从名闻遐迩的“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出发，如同一路向东、40年奔流不息的大河。其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最为深刻、彻底的省份无疑是浙江。

　　在改革“模范省”浙江，样板、典范各领、大浪淘沙。但能够洞穿40年甚至更长久历史轴线，依然熠熠生辉的改革“常青树”，人物当为万向集团创始人、浙商第一人鲁冠球；区域经典样本，当属被赞誉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义乌。

　　2006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习总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义乌发展的经验十分丰富，既有独到的方面，也有许多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方面。”

　　那么，为什么是义乌？义乌凭什么成长为“常青树”？在许多“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发展经验中，义乌最重要的究竟是做对了什么？

　　1980年代初，在“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的巨大争议涡旋中倔强绽放的温州已经冒出400余家各类商品市场或产销基地，连同神通广大的10万购销员，为五光十色的小商品编织起了庞大的触须极为灵敏的全国性营销网络。其中，最负盛名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堪称浙江市场乃至中国市场最早的第一道霞光与东方启动点。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老资格的经济学家马洪这样评价：“温州的十大专业市场在1980年代影响了整个中国市场的发育，其生动的市场机制和优秀的市场开创者曾推动了全国市场的发展。”

　　义乌市场降生于1982年，引发全国性媒体关注是1986年。当年10月，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人民日报》第一次在头版以显著版面，对义乌的市场经验进行了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大兴民间商业》。

　　研究者的解读理由一：地理优势论。以温州市场发育为例，温州地处崇山峻岭的浙江最南端山区，三面环山面朝大海，1980年代不通铁路、没有机场，从省会杭州坐汽车至温州需要让人头皮发憷的15个小时，称之为“山坳里的温州”并不为过。温州市场率先奇怪崛起可能的解释是——远离管制中心、改革机会成本最小化的边区效应，属于市场经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经济学悖论。而义乌则地处被形象地比喻为“浙江之心”的南北相望的浙江中部，当年浙江最重要的铁路动脉浙赣铁路纵贯其间。因此，地理为王决定了义乌市场为王。

　　解读理由二：商帮优势论。理论界普遍认为，义乌市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绵延数百年的义乌“敲糖帮”。手摇拨浪鼓、走村串巷的“敲糖帮”从交易极具本土特色的农副产品糖饼，慢慢扩张至针头线脑等各色日用小百货和工业制成品，为义乌市场培育了丰厚的商业文明土壤。有数据为证，据官方统计，1949年时，义乌“敲糖帮”的季节性商贩人数已占全县人口的5%以上，即总数达数万人。

　　地理交通便捷与悠久的商帮渊源无疑都是义乌市场成长的重要支撑点，但在浙江，有太多的县市区域比义乌更具地理区位优势；从商帮优势的视角观察，明清500年中国十大商帮，浙江便独占两支——浙东大名鼎鼎的“宁波商帮”以及浙西南“龙游商帮”，远非地区性小打小闹的义乌“敲糖帮”可比。

　　我们不妨以当年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中知名度最高的“世界东方纽扣中心”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为对比研究样本。

　　桥头纽扣市场究竟是如何兴起的？流传最广的描述版本是，据传在1979年，一对依靠弹棉花为生的叶氏兄弟——永嘉县是远近闻名的弹棉郎之乡——在河南辛苦一年后准备回家。匆匆路过一家国营纽扣厂门口时，发现墙角有一堆次品纽扣。他们寻思，如果带回去说不好还能换几块小钱。可又没有装纽扣的口袋。弟弟二话不说，利索地脱下一条棉毛裤，将两只裤腿用绳子一扎，纽扣便哗哗地倒了进去。

　　回到桥头，叶氏兄弟摆开了小摊，没几天纽扣就被一抢而空。一清点，净赚了90多块钱，差不多相当于弹小半年棉花的收入。于是，马上再往河南赶，再运来一麻袋纽扣。

　　消息迅速传开。越来越多的桥头人往河南赶、往江苏赶、往广东赶，往纽扣厂多的地方赶。还有人开始学习着自己动手制作低档纽扣。

　　这样的神奇故事，同样适用于全国最大的袜子市场诸暨大唐市场、全国最大的衡器市场永康金江龙市场、全国最大的再生腈纶市场苍南宜山市场等浙江许多市场的早期成长史。其崛起生长的共同特征是：乡村创业者基于生存压力的顽强奋斗，以及顺应市场内在规律的民间自发性。

　　作为源远流长的草根商业力量，义乌“敲糖帮”极为坚韧。伴随着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敲糖帮”曾严重萎缩，但远未“斩草除根”。大约在1970年代末，一些货郎担重出江湖，开始在县城稠城镇和廿三里镇歇担摆摊，小商品市场雏形初现。而在外地走村串巷的“敲糖帮”则从小商品市场进货。以稠城市场为例，设摊的商贩先是在繁华的县前街，后迁往北门街，零售或批发经销的商品涉及塑料玩具、装饰品、打火机、帽子、手提袋等。此时的小商品市场已由地下转入半公开，人气渐旺。商贩们以竹篮、箩筐、塑料布、旅行袋为工具，随地设摊，沿街叫卖，被认为“严重影响市容”。有关部门多次奉命驱赶，商贩们迅速收拾简陋装备一哄而散，“猫捉老鼠”难以奏效。

　　1982年5月，传奇人物谢高华调任义乌县委。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严肃的必答题。因为根据当时的官方条文，搞小商品市场至少违反了3项禁令：农民不能弃农经商；集市贸易不能经销工业品；个体不能批发销售。

　　亲眼目睹了义乌百姓愁苦生活的谢高华感慨良多。他一头扎进义乌乡间，默不作声地连续调研了3个月。调研的结果是，1982年8月，由义乌县城稠城镇、县工商局城阳工商所成立的“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宣布将于当年9月5日起，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同年11月，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谢高华在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允许”，进一步明确了事关市场生存的重要政策规定：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四个允许”为日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大发展奠定了关键的政策与法理基石。

　　2018年12月18日，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国务院授予谢高华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

　　自谢高华始，迄今14任县委（1988年县改市），政府的力量总是在义乌市场发展每一个关键的拐点时刻恰到好处地出手发力：1984年，义乌县委、县政府确立“兴商建县”战略；1992年，正式对市场经营品种全面实行“划行规市”制度，推动市场交易透明化公平竞争；1993年，义乌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使义乌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商贸业与工业联动发展的路径；2011年，义乌经国务院批复实施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成为唯一以“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为内容的国家级试验区；2014年，义乌市政府力推的首趟“义（乌）新（疆）欧（洲）”铁路班车开通运行……

　　和浙江数以千计的商品市场一样，义乌市场的萌生可以被理解为是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下的必然。但如果不能将民间的市场自发及时、适时、理性且收放有度地走向政府自觉，义乌市场则有很大的概率沦为平庸。恰恰，以此为取向，义乌每一步都做对了，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崛起与辉煌成为了更大的必然。

　　世界银行在1997年全球发展报告中的一段名言可以看作是对义乌现象最恰当的注解：“历史反复证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尊重群众首创、坚持市场化方向和力行党政有为相结合，是义乌经验的‘精髓’。” 金华市委、义乌市委王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

　　与2022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揭幕同时，11月25日，第六代义乌市场“全球数字自贸中心”将正式开工建设。

　　1982年9月5日落脚义乌县城湖清门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在一条臭水沟旁，水泥板上用木板搭成摊位，以塑料薄膜作雨棚，有摊位705个，营业面积4252平方米；而第六代数贸中心投资超50亿元，建筑面积132万平方米，将是“实体市场＋数字市场”融合发展的“双循环”枢纽市场、数字化的旗舰市场，市场功能由传统展示中心、信息中心、订单中心，向订单后的仓储、物流和供应链金融等履约服务全面延伸。放眼全市，义乌市场总经营面积则已扩张至令人叹为观止的640万平方米，商位7.5万个，从业人员21万人，经营26个大类、210万个单品，市场成交额连续31年位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

　　1982年迄今6代市场提升迭代，谢高华以降40年间义乌14任县委（市委），“6代市场14任”，绕不开的是同一个难题：义乌靠的是小商品市场，市场的灵魂是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度开放，那么开放是否就意味着放开不管？政府又该怎么办？

　　14任的共同选择是：政府要管，而且必须管好。关键是，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不该管？应该管什么，什么不应该管？“有为”与“无为”的边界点究竟在哪里？这的确堪称极富挑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中国式世纪之问。

　　即便是在早已被评价为政府与市场辩证关系最经典样本的义乌，从一开始，政府的判断、思维与行为，也并不是天然理性和清晰的，而更像是被朴素的情感及为官的天命所驱使的对时代大潮的一种偶然与必然交织的顺势而为。

　　1982年9月5日，湖清门市场并没有出现在日后很多媒体报道中想当然的“锣鼓喧天、彩旗飘飘”的隆重场面。没有一个县级领导在开业现场露面，也没有任何新闻报道。政府的松口“准生”，是以市场整顿的名义获得其行为的合法性的，很大程度上只是对义乌小商品交易普遍存在这一既定事实的客观“追认”。“猫捉老鼠”的游戏不能长期玩下去，既然无法禁止，说明百姓有此需求。与其逆势而上强行关闭，不如顺其自然，规范管理。当然，这种“追认”在当时需要承担巨大风险。

　　纵观义乌市场40年成长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有趣的逻辑线：义乌市场越是壮大，尤其是壮大到对义乌而言“大到不能倒”，政府力量介入的责任感就越强烈、介入得越积极主动，而介入的手段与方式亦愈加娴熟和精准。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这不是一个企图取代微观市场主体的“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事无巨细、越界伸手的“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懂得进退、善于“治理”的政府。

　　在义乌，政府的“有所作为”首先呈现于“市长”向“市场”围绕重大发展战略的持续供给，以弥补市场自然成长的“短板”。

　　自1984年义乌县委、县政府前瞻性地制定“兴商建县”战略，从此成为坚持40年咬定青山的义乌之根、义乌之魂。

　　进入1990年代，义乌市场已傲然确立全国的领跑者地位，但绝大部分的货源来自外地，主要依靠代销赚取差价。庞大的市场没有强大的产业支撑必定受制于人。对此，1993年，义乌制订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用政策导向推动数以万计拥有灵敏信息和发达销售网络优势的商户投身与市场密切关联的工业生产领域。“义乌制造”横空出世，袜业、饰品、拉链、针织内衣等20多个特色产业产销量占全国30%以上，“市场＋制造”双引擎奠定了义乌难以动摇的竞争优势。

　　1990年代后半期，国内专业市场建设热潮涌动，克隆模仿成风，不少地方因过度竞争沦为空壳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WTO，义乌趁势一马当先，全面启动国际化战略。次年，高标准的第五代义乌市场国际商贸城一期落成开业，“外面的世界”豁然开朗。截止2021年，义乌年外贸进出口额突破3800亿元，每年吸引20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万人次的外国客商，被认为是全国北上广之外的第四个“国际城市”。

　　战略之下，“有所作为”的“市长”还向“市场”持续供给事关大局的软、硬件升级。为此，义乌政府始终牢牢控制的“大权”至少有三方面：

　　——牢牢控制对市场的调控权。从第一代到第六代，义乌市场的规划建设、资源配置，40年来一直紧紧捏在政府手中。市场商位不出售，经营户只持有商位的使用权。

　　——牢牢控制物流场站的主导权。物流是市场“生”与“死”的命脉，全部由政府投资建设，完全由政府调控。近年，义乌政府则将重点转向了与全球跨境贸易相配套的信息流、物流、支付流等市场交易场景之外，贸易履约生态圈的政策供给与平台节点建设。

　　——牢牢控制土地出让一级市场。义乌的土地出让都必须按计划进行，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及建设项目对资金的需求，由政府归口安排每年出让的土地数量。从而以土地市场为抓手，有效抑制租金等市场成本的过度高涨以及合理调剂财富转移。

　　义乌地方政府在小商品市场发展问题上“有所作为”的“反常”之处在于，他们是以完全市场化的手段来运作手中牢牢控制的“大权”的。

　　1993年底，义乌市国有独资企业联合北京、上海等地的社会资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股本10403万股，资产总额超过9亿元。其中，义乌市政府依托国有独资企业占有40%股份，成为拥有最大话语权的控股方。与此同时，原先直接创办市场的工商部门实行“管办分离”，只承担市场行政管理的公共职能。2002年5月9日，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600415。

　　自1994年宾王市场始，义乌市场及物流场站建设基本上均由小商品城集团以业主身份承建开发，并负责物业管理。步入21世纪，义乌“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大物流体系建设、海外仓布局等也均由小商品城集团强力主导。由于掌握了控股权，地方政府的战略意图不再以文件、公告等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公司董事会决议的方式行使。

　　对“政府掌舵、企业划桨”的独特模式，小商品城集团总经理王栋的解释是，市场作为交易平台实质上属于准公品，其社会共享性决定了政府介入的必要，关键在于选择好介入的适当方式和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争议一直存在，但义乌市场骄人的巨大成功，为“政府＋企业”这一耐人玩味的混合主体的合理性提供了无可争辩的注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放弃僵死而无益的计划经济管制权力需要勇气，学会拿捏有度的市场化管理更是一门并不轻松的政府艺术。在义乌，我们看见的是日渐清晰的40年生动实践。

　　如果依时间与地理空间为轴，浙江40余年改革开放大抵可以划分为3个圈层：1980年代异军突起的“温州模式”；探索成型于1990年代至21世纪的“义乌经验”；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闪亮登场的“杭州现象”。

　　我们可以观察到，浙江改革开放史尤其是前20多年进程，在最初商品经济的大面积萌生、市场交换体系的顽强崛起以及民营经济产权突破等许多改革领域，都不可否认地呈现了比较清晰的南风北渐的态势，可谓“东南风来满眼春”。

　　而观察政府行为改革领域，40多年间则呈现了与之不同的如下演进路径：以温州为代表、市场化冲动十分炽烈的浙江南部，由改革初期弱势的“无为政府”逐步回归“有为”；以杭州为代表、脱胎于本土化“苏南模式”的浙江北部，长期强势的地方政府则随着改革的推进，最终以有限有为有效的政府定位形成共识。某种意义上，以“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取向，南北浙江两大板块起点各异的改革实践殊途同归、南北交融。而地处“浙江之心”浙中改革隆起带的义乌，恰是南北交融、改革思维与优势兼具的连接点，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在这里握紧成拳，交相辉映。

　　但政府与市场并不会总是如鱼得水，和谐平衡。那么，矛盾与冲撞之间如何取舍？什么才是根本？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义乌的明确解答是：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保障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准生小商品市场、宣布“四个允许”，触碰的都是大是大非的高压线，一时间非议四起，县里收到的告状信就装满了两麻袋。从1982年5月12日到任至1984年11月28日离任，谢高华的义乌时光一共是930天。关于义乌市场的生存与发展，横在面前的都是禁区，想做点事的谢高华因此经常“闯祸”。最严重的一次“大祸”是“擅自”税改，这应该也是影响谢高华仕途的一次最危险的时刻。

　　义乌市场的摊贩过去是实行税率高而且复杂的八级累进计税，老太婆卖个鸡蛋都要开。税收部门天天抓逃税的，搞得“鸡飞狗跳”。谢高华与县财税局商量，干脆改为简单明了的定额计征。老百姓高兴了，税收还创了历史最高纪录，但麻烦也随之而来，有人告到了中央，财政部批示：违反税法，要查处！事实是，很多年后，全国各地兴办的专业市场，普遍推广了这一“义乌经验”。

　　1984年12月6日，义乌第二代市场开业，建市场的57万元，还是谢高华去省里“求”来的。然而，他没有出现在隆重的剪彩仪式上。几天前，谢高华被宣布调任金华地委农工部部长。有人说，这次平调是受了税改风波的影响。1984年11月28日，谢高华最后一次主持了义乌县委会。他说：“实事求是是一根红线，我们要敢于实事求是，克服一个‘等’字，一个‘难’字。要从人民利益出发，大胆开拓。”

　　差不多11年后，谢高华从衢州市副主任任上退休，定居老家衢州。但对义乌人来说，催生了小商品市场的老的“家”，就在义乌。从1995年第一届义博会起，义乌人每年都要迎接谢高华“回家”，23年从未停歇。

　　2007年10月20日，谢高华从衢州出发，参加一年一度的义博会。在高速公路义乌出口，他被眼前的画面震撼了——107辆奔驰轿车一字排开，车身上一律张贴着“饮水思源”四个字，打出的横幅是“谢天谢地谢高华！”。

　　来迎接谢高华的都是义乌小老板，他们都因义乌市场的崛起而致富，他们永远感念自己的老谢高华。谢高华流下了热泪，但他坚持坐自己的丰田工作用车。这辆车已经很破旧，经常发动不起来，有时候甚至得靠人去推。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第三次采访了谢高华。我问：“你为义乌市场的降生和发展冒了很大的风险，做了很多的事，最后致富的却是老百姓而不是自己。你不觉得吃亏吗？”

　　谢高华告诉我：“的确，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股份，但我觉得我心里很富有。党人从来不是为了谋自己的利益而生的。”

　　这不仅仅是谢高华的心声，同样是义乌政府力量最清晰、最坚定的信念甚至是信仰。40年，6代市场、14任，什么都在变，唯有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保障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标尺与方向永远不变。

　　义乌市场蕴藏着无限的财富机会，坚持做拒绝的建设性培育者而不是功利短视的掠食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义乌市场决定成败的命根子是商品价格难以竞争的超级低廉。但随着市场日益火爆，人潮日益汹涌，如何抑制住各种要素成本快速上扬的冲动肯定会成为大问题。1998年7月，义乌市江滨中路1号地块拍出了每平方米6.9万元的天价，相当于每亩4600万元，是当年毫无悬念的中国“第一地王”。2003年9月，国际商贸城二期市场旁占地1443.4平方米的1号写字楼地块，拍卖价竟飙升至每平方米22万元，即每亩14667万元，再度成为毫无悬念的中国“第一地王”。跟着疯狂地“水涨船高”的还有义乌最金贵的资源——市场商位。据官方调查，如私下交易，一个商位使用权的转让价格多在百万以上，最高达到300万元。

　　面对各方巨大而亢奋的利益冲动，以2005年9月政府投资建成的义乌第五代国际商贸城二期为例，一个9平方米的标准商位，租金仅为5万元／5年。同时，市场准入条件统一按照经营户3年内的纳税、业绩及诚信等因素确定，公开透明，无需额外成本。代表政府意志的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解释很明确：必须保障“经营者有其摊”，大大降低市场进入门槛和经营成本，让利于市场，让利于民间创业者。

　　第二年7月，义乌市政府再次决定，全面启动总用地面积约840亩的国际商贸城三期市场规划建设，并谋划出台一系列以低成本力保市场繁荣的“组合拳”。

　　此举却遭受到了担心利润被摊薄的小商品城公司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激烈反弹。上市公司自身的局部资本利益与政府通盘思虑的市场发展全局的社会利益，并不总是完全叠加的同心圆。但身为大股东的义乌地方政府坚持住了，不为之所动。

　　2020年开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面对自身经营压力和不可测的风险，小商品城公司依然在4月发布通告，宣布免收公司所属市场所有商位当年2月、3月两个月的使用费。并且明确规定，凡商位使用权人已将商位出租他人的，必须向其承租人同样减免两个月租金，决不能中间截留吃差价。他们知道，只有真正的一线经营户活得好，市场才能好。

　　从现有的资料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Mathire博士，可能是第一位“意外”关注到中国专业市场的西方学者。

　　1987年5月，这位能讲一口流利中国话、还起了个中国名字的“马紫梅”博士为撰写《时代之子吴晗》书稿，来到吴晗老家义乌苦竹塘村。期间，陪同的中国翻译便热心地把她带到了市场逛逛。站立在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她惊叹“不亚于看到了一处从未发现过的异域文明”。

　　据当年陪同马紫梅博士的义乌县委干部回忆，马博士一口气问了一连串的“why”——为什么美国在工业文明初期，没有出现过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超大型专业市场？为什么一场前所未有的专业市场浪潮，会偏偏出现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而在中国，最大的专业市场又为什么出现在了过去并不出名的义乌？

　　数十年后的今天，如果马紫梅博士再次来访义乌，循着“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演进逻辑，她将会为自己曾经的“why”找到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清晰答案。

　　11月21日起，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在卡塔尔举行，吸引了来自全球数亿球迷的目光。旗帜、足球、球衣、围巾、大力神杯摆件……这些在赛场内外为世界杯营造气氛的相关产品，超过半数来自于距此五千公里、被誉为“世界超市”的中国义乌。

　　义乌是中国仅有的4个跻身“大城市”的县级市之一，改革开放伊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和开放的姿态。回望1982年那个躁动的夏末，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悄然开业，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创造了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奇迹。

　　40年间，义乌“兴商建市”战略方向始终未变，但又始终以不断变化应对国内国际贸易方式转变、互联网浪潮冲击等风云变幻。锚定蓝图不动摇，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有机结合，让义乌成为了改革发展的“常青树”。

　　每一个当下，都是历史的映射，每一个现在都将影响未来。“常青树”义乌如何迎来下一个40年的基业长青？什么是义乌当下行稳致远的关键变量和打法？为此，澎湃新闻再访义乌，问当下，问未来。

　　在卡塔尔世界杯前夕，义乌商人吴晓明因为一则“50天赶制10万个足球”话题上了热搜，目前话题阅读量已过亿。

　　吴晓明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有个商位销售足球产品，已经在体育健身用品行业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他，还是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坦言自己并不是一名球迷，平时也很少看足球赛，但并不妨碍他对重大赛事的关注。因为在他眼里世界杯有别样的风景，意味着一次重大的商机。

　　“以往世界杯的足球单子大概会提前一年，但受疫情影响加上赛事延期到11月开赛，今年3月起单子才开始慢慢多起来。现在订单基本都发货完毕了，初步估算大概卖出了40多万只世界杯纪念足球。”吴晓明告诉澎湃新闻，在今年世界杯订单里也有一些小插曲，原本有个秘鲁客户订了6万只印有自己国家队标识的足球，但秘鲁没有进32强，最后紧急通知撤单只生产2万只。

　　韩日世界杯的五彩假发、南非世界杯的“呜呜祖拉”、俄罗斯世界杯的奖杯……几乎历届世界杯的爆款产品，都与义乌密切关联。不仅是世界杯，全球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都可以在义乌每天变化的商品热度排行榜中找到端倪。

　　受俄乌战争影响欧洲能源供应紧张、价格畸高，这也直接传导到了义乌市场取暖用品的销售上。洪书军在义乌市场经营取暖器多年，往年来自欧洲的客户凤毛麟角。今年9月就卖了1万多台，是2021年同期的2倍，增量大部分来自欧洲；骆兰仙店铺内的热水袋今年主销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最大的一笔订单装了十几个集装箱，打破了20多年开店以来单笔销售的纪录，整体销量也较往年翻了近一倍……

　　如果说26个大类、210多万种小商品是义乌连通世界的纽带，市场7.5万个经营商位以及背后200多万家中小微企业支撑起的义乌进出口数据，则是这座城市纵横世界市场的底气。很显然，今年义乌的底气又足了许多。据义乌海关统计，前三季度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3541.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9%。其中出口3222.1亿元，同比增长25.4%；进口319.8亿元，同比增长103.4%。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值增速分别高于全省12.3、5.3和92.2个百分点。

　　“义乌是一座吃改革饭发展的城市，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寻求能应对变局的新打法。当然有些东西是始终不能变的，市场是义乌的根和魂，已经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政府也始终将‘兴商建市’这一张蓝图绘到底。”金华市委、义乌市委王健告诉澎湃新闻。

　　今年5月20日，“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打通内外贸、构建双循环”有关情况时，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打通内外贸、构建双循环’的典型案例，那就是义乌经验。从2012年起，国家在义乌先后开展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试点、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级改革试点。十年来，义乌出口增长了5.4倍，进口增长了10倍，电子商务交易增长了6.1倍，从‘买全国、卖全国’走向了‘买全球、卖全球’，‘世界小商品之都’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义乌经验”，重在改革。王健表示：“数字贸易改革是义乌当下最大变量，也是市场创新发展的最大增量。我们要加大数字改革的力度，来破解传统手段不能解决的难题。”

　　6月30日，在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推进会上，王健汇报演示了义乌创新推出小商品数字自贸应用下撮合交易、国际货运代理、“结汇宝”三大场景。通过撮合交易，采购商线上即可精准匹配有供货能力的商户；国际货运代理则意在减少中间商，可将商户小而散的订舱需求化散为整，降低运输成本；运用“结汇宝”，商户就能以沉淀数据的梳理，凭订单数据便捷完成自主结汇收钱。

　　据了解，政府控股的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小商品城”）推出的数字贸易综合服务平台Chinagoods，作为义乌小商品数字自贸应用在商业领域的核心业务已经开始正式启用。基于这一平台，义乌市政府打通商务局、税务局、海关等部门数据，在数字化贸易全链路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满足闭环治理要求。由此，就可以既符合贸易全过程监管，又让小微企业享有贸易全流程一路“开绿灯”。

　　义乌地方政府大力推动贸易改革的同时，继续致力于新一代市场的建设。6月30日，位于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内的迪拜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开业，这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阿联酋企业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义乌在海外的第一个分市场。该市场相当于将义乌市场前移至海外，解决了疫情下境外采购商无法来义乌采购、线上展示实物体验感不够的痛点。

　　此外，定位全球数贸中心的第六代义乌市场也将于11月25日破土动工。“具有‘数字基因’的第六代市场，主要是要适应当下全球贸易方式的新变化，为商户做好供应链、资金链、物流和仓储等方面的系列服务。”小商品城总经理王栋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第六代市场在尝试拓展更多商品大类之外，还会让贸易生态链上的外贸公司、货代公司和报关清关公司等入驻，帮助小微企业打造更优质的贸易平台。

　　今年“双十一”期间，离义乌国际商贸城2.2公里的江北下朱村的档口热闹非凡，主播们正通过直播卖力吆喝卖货。被称为“中国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下朱村共有99幢房屋、1200间店面，有2万人在村里从事着电商相关行业，光主播就超过5000人。

　　此时，比江北下朱村更热闹的，是义乌的各快递公司。10月31日20时，“双十一”第一规模预售订单进入付尾款、发货阶段，各大快递公司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义乌全市各品牌快递企业已准备快递车1800辆，共计增加旺季临时用工人员约4200人。义乌邮管局数据显示，11月1日义乌全市快递业务量超过5000万件。

　　“我们在‘双十一’前招募了1800多名周期工、日结工，配合长期职工完成商品分拣、包装、发出等全流程工作，多班次运作保证全天候不间断发货。”浙江义乌综合保税区菜鸟跨境电商物流园现场主管成湘桂介绍。

　　据统计，义乌全市快递业务量从2012年的不足1亿件已上升到了2021年的92.89亿件，快递量增长近百倍，全国城市排名从第八位上升至第二位，仅次于广州市；在县级市排名第一，年快递总量占全国的1/12。

　　“以往贸易注重的是‘人、货、场’，因此‘贸易发生地’这一角色成为义乌最在意的。但在疫情影响、网络发达的当下，市场人流量势必会一定程度受影响，交易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因此，我们现在将义乌定位为‘货物集散地’，与之相关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成为义乌新的重要抓手。”小商品城总经理王栋说。

　　王栋坦言，当下在国内要既便宜又便捷地将小商品拼柜运往海外，没有一个地方比义乌更具备优势了。以世界杯为例，义乌专门开通了“世界杯专线天就能从义乌直达卡塔尔哈马德港。因为便捷，有一些客商赛前一个多月还临时补货。

　　背靠200多万家小微企业、210多万种商品，义乌成为我国市场采购贸易最大的聚集地，与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往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拼箱出口、简略申报、无票免税。2021年，全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9303.9亿元，其中义乌出口额高达2901.6亿元，全国占比31.2%，同比增长30.1%。

　　因此，打造货物快速、高效、便宜的大流通，成为义乌关注的重点。2020年以来，出海供应链面临持续挑战，全球各大港口装卸效率下降、货物周转率降低，加之货车司机紧缺、海运费用暴涨等，中小微企业的贸易不确定性与物流成本显著增加，义乌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运力快速增长的“义新欧”中欧班列，为推动义乌市场物流的正常运转，以及保障中国商品与世界的通畅连接提供了新的重要支撑。据介绍，“义新欧”中欧班列2019年的发运列数为528列，2020年升至973列，2021年1277列，今年有望超过1600列。

　　对于义乌海量的小商品集输运需求而言，海运更是主力。面对众多商户“货难出”这一棘手问题，义乌地方政府与国字号企业开始着手全力谋划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

　　今年2月16日，义乌市政府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签订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远海运集团是世界一流的全球综合物流供应链服务企业，船队综合运力排名世界第一，在航运、港口、物流等多个领域全球领先。普洛斯是全球领先的现代仓储物流服务商，在中国70个地区和市场投资、开发和管理着400多处基础设施，全球资产管理规模超1200亿美元。

　　义乌市委王健在签约仪式上表示，中远海运和普洛斯都是义乌高度重视的战略合作伙伴。当前，义乌正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节点，此次三方开展合作，将依托中远海运港口船务优势和普洛斯仓储基础设施优势，实现义乌“货”与中远“船”、普洛斯“园”的强强联合，有力推动义乌物流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贸易枢纽。

　　8月23日，小商品城披露了与中远海运物流、普洛斯设立合资公司浙江智捷元港国际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标志着上述《战略框架协议》落地实施。该公司将整合三方资源，打造更适应跨境贸易单小货杂新趋势的物流服务模式，为中小微贸易主体解决“订舱难、订舱贵”、“一舱难求”的痛点堵点。

　　同时，小商品城发现在贸易额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相对于一般贸易模式，市场采购模式的履约支撑不够，广大中小微企业不能像大型企业一样享受方便、快捷、高效的物流履约支撑。为此，小商品城明确“以市场为主业，以数字为纽带，以平台为支撑，打造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商”的发展战略，加速构建以市场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生态和以chinagoods平台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生态，加快公司数字化转型。公司先后获得征信牌照、支付牌照、保理牌照形成金融服务“三驾马车”，通过与沉淀数据的结合开发，为用户全面提供闭环的履约服务，从而让义乌小商品更好的拥抱世界。

　　11月4日，澎湃新闻在义乌市苏溪产业园的天合光能(义乌)科技有限公司看到，员工们正在智能生产线上紧张忙碌，为交付出口订单赶制光伏组件。这些货物将通过义乌-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光伏专列发往欧美、东盟等地。从今年9月起，该专列由原来的不固定发运时间升级为常态化的“一周一班”。

　　“今年光伏产品进口国政策变化较大，海关及时给我们提供预警通报和政策指导，公司产品出口形势整体较好。”义乌天合光能关务主管马肖安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出口额达85.99亿元，同比增长163%，四季度产值预计20亿元，全年出口额将突破百亿元大关。

　　天合光能快速发展的背后，是义乌近年来发力工业的一个缩影。2021年，义乌实现历史性突破跻身“工业强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千亿，达1163.7亿元，增长66.7%；销售产值1169.5亿元，增长70.3%。今年前三季度，义乌规上工业产值1195.9亿元，同比增长47.6%。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9.6%，增速稳居金华各县市区第一，全省第三。

　　事实上，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建立早期，就明确了“兴商建市，以贸促工、工贸联动”的发展方向。但数十年间，义乌的“兴商建市”一骑绝尘，贸易市场领先全国，义乌制造虽急起直追，却仍一直是义乌相对的一块短板。放眼浙江的千亿县，大部分地区都有附加值较高、核心优势鲜明的工业产业集群，比如慈溪的小家电、余姚的汽车零部件、乐清的低压电器等。而义乌除了日用消费品工业外，并没有拿得出手的支柱型特色产业，

　　“2016年，我们引入光电光伏产业时并不被外界所看好，因为当时整个光电光伏行业处于低谷期，面临巨大挑战。但我们没有动摇，同时在布局之初就考虑要引入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这样才能把行业做强做大，形成规模效应。”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吴厚军告诉澎湃新闻。

　　2016年，义乌人周福云带来了总投资60亿元的华灿光电LED外延、芯片和蓝宝石加工项目，带动了整个信息光电行业下游的产业链，瑞丰光电、木林森、英特来等LED龙头企业相继落户义乌。2017年1月，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义乌高新区签订年产8GW高效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约60亿元，当年就实现了首期部分项目投产。行业龙头催生的“磁吸效应”是强大的，光伏行业全国前三的晶科、晶澳、天合光能和排名第五的东方日升随即也在义乌建厂。

　　过去五年，义乌累计引进亿元以上重大项目270个，新增省级重大产业项目26个。6月28日，义乌举办2022年二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正泰集团等18个项目签约，总投资265亿元，涉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现代物流、商贸服务等领域。9月21日，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有限公司总投资约213亿元的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落户义乌，该项目计划总产能约50GWh，是义乌迄今制造业单个投资规模最大项目。

　　澎湃新闻观察到，2021年义乌工业企业前十强中，有6家是2015年后落户义乌的。当年，义乌5家光伏企业产值合计477.2亿元，占全市规上产值的41%，有4家产值超百亿元。今年1至9月，去年的4家产值超百亿元企业今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晶澳、爱旭、晶科3家企业产值均已超百亿元。光伏行业之外，新能源汽车板块也开始发力，1至9月吉利动力总成和变速器两个项目贡献产值增量即超24亿元。

　　在义乌，传统小商品产业与新兴智能制造产业更像是一场你追我赶、携手共进的接力赛，40年义乌市场发展所催生的优质营商环境以及日渐丰满的大流通共享体系，让新兴产业如鱼得水、枝繁叶茂。光电光伏、新能源电池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贸易端也开始做出积极响应。今年9月16日，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新能源产品”市场正式启动招商，近500个商位吸引了上千客商争相报名，由此让义乌市场经营的商品大类在服装、饰品、玩具、化妆品等之外，新增了“新能源产品”而增至27类。

　　“我还有梦想，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我现在在义乌，发现这里充满商机，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再创一次业。”2015年夏天，涂宏名接到好友周理志的电话，犹豫几分钟后他揣上几万元积蓄和梦想第一次踏入义乌。

　　1986年出生的涂宏名是湖北黄石人，技校毕业后就开始在社会闯荡，2009年在上海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周理志。随后，两人各出了1万元合作创业，从摆地摊卖玩具开始，1年多时间销售做到了上百万。于是他们投资开玩具工厂，但这一次亏的血本无归，以失败告终的两人各奔东西。

　　2015年，第二次携手创业的涂宏名和周理志在义乌青岩刘租了一个单间，将义乌小商品通过“速卖通”进行销售。2017年他们创办了义乌促佳贸易有限公司，并摸索构建了互联网营销新模式，规模迅速扩张。如今公司有员工800余名，估值超过20亿元。

　　义乌被称作“空气中都弥漫着商机的城市”，市场主体达84.6万户，相当于10个义乌人中有3个是老板。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追逐财富、成就梦想。

　　这里流传着“直播一个月卖出35万件羊毛衫”、“母亲背着200万高利贷和脑瘫儿靠直播成功逆袭”的传奇故事，许许多多普通人在这里努力拼搏收获成功：福建人赖万兴在义乌创业14年，他的跨境电商公司从2008年的10人增至800名，年销售数亿元；40岁的时金良2009年从安徽老家到义乌打工，从一线打样工成长为义乌知名企业的研发总监……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义乌市常住人口185.94万人，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增长50.68%，其中城区常住人口超百万。这也让义乌跻身“大城市”行列，而国内县级市中摘得这一荣耀的只有四座城市。

　　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义乌的巨大活力。目前，义乌常住人口中外省流入义乌的总数有88.02万人、占比达47.34%；每年到义乌采购的境外客商超过56万人次，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名外商常驻义乌。不同肤色、国家、民族、文化、信仰的人来到义乌，在此购车、买房、结婚、安家、生子；不同的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宗教文化在此交融，大街小巷遍布阿拉伯、东南亚、南亚、非洲等风采各异的餐馆、酒店、酒吧。

　　“义乌突出‘两个关注、两个尊重’（关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关注不同利益群体合理诉求，尊重劳动者主体地位、尊重文化多样性），形成本地人与外地人、本国人与外国人和谐相处、和谐创业的良好环境，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充分说明，改革发展与和谐稳定始终是有机统一的。”2006年6月，习总在浙江工作期间调研义乌时说。

　　紧临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稠州北路一带，星罗棋布开着上百家各国风味餐厅，其中不少经营者是外国人，贝迪餐厅的老板穆罕奈德便是其中一位。

　　贝迪餐厅经营传统的阿拉伯和土耳其菜系。2000年，20岁出头的约旦小伙穆罕奈德来到中国广东，在叔叔的餐馆打工时认识了在餐馆担任翻译的安徽姑娘刘芳，两人坠入爱河，2002年结婚。当年，他们在义乌开了家名为“花”的餐厅。

　　2014年6月5日，国家主席习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专门提及发生在“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的一段佳话：“在阿拉伯商人云集的义乌市，一位名叫穆罕奈德的约旦商人开了一家地道的阿拉伯餐馆。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义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成功，最终同中国姑娘喜结连理，把根扎在了中国。一个普通阿拉伯青年，把自己的人生梦想融入中国百姓追求幸福的中国梦中，执着奋斗，演绎了出彩人生，也诠释了中国梦和阿拉伯梦的完美结合。”

　　2018年，穆罕奈德开出了这家面积更大的餐厅，但将店名改成了“贝迪”。“我到义乌已经20年，两个孩子都在这里出生，都是中国国籍。‘花’代表着梦想，‘贝迪’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我家’。我的梦想在这里开花结果，现在我已经深深扎根义乌，这里就是我的家。”穆罕奈德说。

　　穆罕奈德同样用行动来证明他对“家”的责任。今年8月义乌遭受疫情，穆罕奈德所在区域被管控无法和很多熟识的朋友那样去抗疫一线，他就拍视频通过微信向其他在义乌的外国人宣传防疫事项，还组织“奈德之家”志愿服务队慰问一线防疫人员，并以贝迪餐厅的名义捐赠4万元用于抗疫。

　　美好总需要双向奔赴。因为疫情影响，很多原本在义乌经商多年的外国商人无法回到义乌，为此，义乌今年先后组织了印度、巴基斯坦和韩国三轮海外包机，共接433名海外客商“回家”。

　　“义乌一直在努力，为更多人实现自我价值创造机会与条件，让义乌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吸引人、留住人、成就人、凝聚人。”义乌市常务副市长喻新贵告诉澎湃新闻。

　　义乌曾经是浙江众多贫困县之一。1982年9月5日，在闷热且躁动的夏末，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悄然开业。自此，历届政府对发展小商品市场坚持不懈，义乌在“兴商建市”之路上快速崛起并一骑绝尘。1991年始，义乌小商品市场连续31年位居中国专业市场成交额榜首。

　　·1982年8月25日，义乌县“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加强义乌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1982年11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时任县委谢高华在会上提出了对日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大发展起到关键催化作用的“四个允许”政策：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1986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在头版对发生于义乌的市场经验进行报道《开发民间市场带动农村各业——义乌“兴商建县”变富步伐快》，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大兴民间商业》。

　　·1988年10月20日，国务院、批准建立义乌军民合用机场。1991年4月1日，民航义乌机场举行首航仪式。

　　·1992年2月,首个大型室内市场——篁园小商品市场（小商品市场）的建成，标志着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趋于成熟。

　　·1992年2月28日，国家工商局举行全国十大市场新闻发布会，宣布1991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年成交额10.25亿元，排名全国十大市场榜首。

　　·1992年8月3日，经国家工商局批准，义乌小商品市场正式更名为“浙江省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

　　·1993年，义乌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使义乌形成一条独特的商贸业与工业联动发展的路径。

　　·1993年12月27日，义乌成立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先直接创办市场的工商部门实行“管办分离”，只承担市场行政管理的公共职能。

　　210余万种小商品被销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贸易占总交易额的六成以上——义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小商品之都”。让义乌线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随之而来义乌国际贸易额比例、国外客商人数迅速攀升。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额，标志着义乌市场从以内贸为主转型成外贸为主。

　　·1995年4月25日，韩国客商金载一在义乌产权交易所的帮助下，获得一个工艺品商位，成为入驻小商品城的首位外商。

　　·1999年7月，杭州大学义乌分校和义乌商贸专修学院合并改建成立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全国第1所由县（市）级政府投资兴办、列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的全日制高等学校。

　　·2001年12月，义乌大陈镇7名外来务工者当选为镇代表，首开全国先河，为外来建设者参政议政作了有益尝试。

　　·200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创办于1995年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升格为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成为继广交会、华交会后的第三大展会。

　　·2002年5月9日，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0415，为义乌第一家上市公司。

　　·2005年8月，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确认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2005年10月24日，义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揭牌，义乌成为经授权的全国首个可直接办理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县级城市。

　　从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鸡毛换糖，到“买全球、卖全球”的市场奇迹，义乌发展经验成为解读与剖析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以共同富裕为最终诉求的中国改革最典型样本之一。同时，义乌发展经验是习总在浙江工作期间唯一推动总结的地方发展经验，集中体现了习对县域治理的思考。

　　·2006年4月3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学习推广义乌市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科学发展之路的经验。义乌发展经验，包括“兴商建市、产业联动、城乡统筹、和谐发展、丰厚底蕴、党政有为”六大内涵。

　　·2006年6月8日，习总在浙江工作期间赴义乌调研，推动当时已在浙江掀起的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热潮。在横塘村村委会议室举行的座谈会上，习首次全面阐述了他眼中的“义乌经验”：义乌的发展简直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006年11月，浙江省委、省政府确定将义乌作为进一步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改革试点，赋予义乌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2007年10月22日，商务部和义乌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向全球发布“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

　　·2008年1月23日，全国首个市场信用指数发布平台在义乌建立，并成功发布首期义乌市场信用指数报告。

　　·2008年10月7日，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的中国特色发展之路课题调研组发布调研综合报告，义乌被列入全国改革开放18个典型地区之一。

　　·2008年，义乌市被列为省级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义乌进一步提升活力创造了优势条件。

　　新时代以来，义乌以国务院批复“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为起点，通过深耕贸易便利化体制改革，在全国首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纳入自贸试验区，推进数字贸易改革，让贸易变得更便宜、便捷。近年来，义乌在工业端进一步发力补齐短板，在2021年规上工业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实现工业强县（市）的转变。

　　·2012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推进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重点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该方案内容包括建立“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方式、支持电子商务发展、建设国家级小商品国际贸易区及发展进口和转口贸易等18项内容。

　　·2013年1月，外交部授予义乌市外侨办“被授权单位资格”，下放了邀请外国人来华审批权限，这是外交部首次授予县级市外办拥有该项审批权限。

　　·2014年3月20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八部委联合下文，同意包括义乌市在内的第二批30个城市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义乌也成为唯一获批“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县级市。

　　·2014年11月18日，首趟“义（乌）新（疆）欧（洲）”铁路班车正式开通运行。在第一批列入“中欧班列”序列的城市中，义乌是唯一的县级城市。

　　·2019年1月，浙江省委、省政府设立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成立试验区管委会，为省政府派出机构，全面赋予省级国际贸易领域权限和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2020年9月，国务院印发《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明确将义乌综合保税区1.34平方公里、金义综合保税区1.26平方公里纳入其中。

　　·2020年10月21日，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义乌小商品城”（）上线，成为义乌数字化贸易改革的重要平台。